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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年天子痴情君顺治帝

顺治帝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,两百多年来关于他的种种传说甚为流行。本书作者忠于史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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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章 傀儡幼帝朝不保夕(4)
发布时间:2019-08-16        浏览次数:0        返回列表
民国八年(1919)署名“古稀老人”编写的《多尔衮轶事》之《太后下嫁》条称:世祖福临年幼,“军政大权实在多尔衮一人之手,倘怀异志,莫敢谁何,当时朝廷情势,危于累卵”。“太后时尚年少,美冠后宫,性尤机警,知非有以羁縻而挟持之,不足以奠宗社于泰山之安,故宁牺牲一身,以成大业”,而多尔衮则“涎太后之色”,“时以陈奏机密为由,出入宫禁,奏事既毕,辄纵谈市鄙事以尝试之”。孝庄后遂提出,若尔(多尔衮)“诚意见爱”,“务矢赤心,为国驰驱,卫我母子,待天下统一之日,即我二人因缘成就之日”。多尔衮悚然敬服,两人对天立誓,各刺臂作血书,互执一书。从此,多尔衮果然“奋勉图功,精勤倍常,以冀媚于太后”,间有劝其自立为君者,“多尔衮皆以念及血书而止”。后天下大定,多尔衮屡求太后实践盟誓,且以死为要挟。“太后鉴其诚悃,不忍背之”,遂召幼帝,告诉事情始末,但如践约,则碍于体制,若背约,“则国基未固,祸不旋踵”,乃秘密设策,数日后宫中忽传太后驾崩,隆重办理丧仪,不久又降旨以帝之乳母某氏指婚于摄政王,命满汉大学士为媒,襄办婚礼,嫁奁之多,空前罕有,自宫门到王府,绵延数里,彩舆所经,沿途皆设锦障,禁止窥探。多尔衮在门前恭候,引入正殿,先叩拜,然后行交拜之礼,空前之太后下嫁大典,至此告终,“于是天下臣民莫不心知其故矣”。
  这段叙述,谬误甚多,不合情理,不符事实,姑举其三。第一,摄政之时,太后无权也从未公开过问国政,摄政王全权代行帝权,不需也从未向太后奏呈诸事,请后裁决,所谓多尔衮以陈奏机密为由入宫T情之说,不能成立。第二,多尔衮摄政之日,孝庄太后康健如常,并未驾崩,直到多尔衮死后三十七年,即孝庄后之孙圣祖玄烨的康熙二十六年,太后才去世,享年七十五岁,才隆重办理丧仪。可见,多尔衮在世之日太后驾崩之说,不攻自破。第三,所谓将后扮作帝之乳母指婚睿王,大办婚礼,致天下臣民皆知太后下嫁,查遍实录等官书,无此记载,大臣文人学士之文集笔记,亦无片言只字,显系《轶事》作者杜撰。
  民国初年出版的《清朝野史大观》卷一,有三条专记太后下嫁之事,即:《太后下嫁摄政王》《太后下嫁贺诏》《太后下嫁后之礼制》。这三条载称:多尔衮诚心拥戴福临即位,满朝王公大臣深有歉意,欲报答其恩。多尔衮与大学士范文程密议后,使范倡议于众说:摄政王功高望重,皇上应予报答,王乃帝之叔父,视帝为子,“则皇上亦当以父视王”,认王为父,可否?众人议定如此办理。范文程又说:今闻王之福晋刚逝,“而我皇太后又寡居无偶”,皇上既以王为父,“不可使父母异居,宜请王与皇太后同宫”,众又赞同其言。于是颁发太后下嫁恩诏,宣示天下,其诏大意是:“太后盛年寡居,春花秋月,悄然不怡”。“皇叔摄政王现方鳏居,其身份容貌,皆为中国第一人,太后颇愿纡尊下嫁,朕仰体慈怀,敬谨遵行,一应典礼,着所司备办”。到了乾隆朝,“纪昀见之,以为此何事也,乃可传示来世以彰其丑乎,遂请于高宗削之,是后遂鲜有知者”。明臣张煌言作满洲宫词,有云:“上寿称为合卺樽,慈宁宫里烂盈门,春宫昨进新仪注,大礼恭逢太后婚”,“即咏此事云”。“闻当时百官贺表,出钱蒙叟笔,藏虞山瞿良耜大令处”。
  这三条记述,似乎颇有根据,一则言范文程与群臣商议决定,二则言有太后下嫁恩诏,宣示天下,其诏尚存至乾隆朝,三又说百官有贺表,乃钱蒙叟即钱谦益所撰,藏于瞿良耜处,四则说明遗臣张煌言写了满洲宫词,其中有专讲太后下嫁之内容。有人有物有词有表,似乎果真举办了太后下嫁之大典了。
  然而,细加分析,上述诸据颇嫌不足。其一,摄政王多尔衮之福晋卒于顺治六年十二月,第二年正月举行了纳肃王豪格福晋为妃的典礼,史有明证,在此情形下,太后怎能下嫁与多尔衮!其二,所谓下嫁恩诏,辞文俚俗,显非真诏,且言睿王乃“中国第一人”,更有违规制,查遍清朝诸帝诏书,言及中国,皆称我“大清国”、“我大清”,不会用“中国”之词。其三,既有恩诏,宣示天下,而且过了顺康雍三朝,到乾隆时,纪昀还见到此诏,纪昀是乾隆十九年进士,乾隆二十余年任侍读,三十八年编《四库全书》,距所谓下嫁大典,已逾百年,他都能目睹此诏,那么,见过此诏之人当然不少,为什么不仅《清实录》等官书未记此事,这一百余年里成千上万的大臣文人学士的著述也未谈到这一大事?
  如果说清帝之臣仆不敢触讳,那些明朝遗臣如顾炎武、黄羲之、王夫之等一大批反清志士,怎么也不对此猛烈抨击?须知,堂堂一国之母后竟下嫁臣王,弟弟竟娶亲嫂,这可是空前罕有的人伦大变,是大丑特丑之丑闻,故明遗臣完全可以利用此事痛加谴责,并以此作为清朝无道理该灭亡之证据,广泛宣扬,激起人们对它的蔑视,进行抗清活动。像多尔衮死后被帝追罪之原诏,至今仍然保存,多尔衮死后被焚骨扬灰,顺治帝剃掉头发欲图出家,这类不为官书记载之秘闻,文人学士僧道之著作也都一一记述,为什么却偏偏未见一条当时人们对此大事之载录?设若说人们害怕因此惹上灭门大祸不敢写,或者虽然写了被当做禁书烧毁了,那么,远在鸭绿江彼岸具有高度文明的古国朝鲜国,对此大事理应有所叙述,何况此时朝鲜国仍然忠于故明,仍视清为夷狄,虽然表面上被迫上贡颂扬,但其国内官书和文人著作,多称清为“胡”为“虏”,称明为“大明”,对清帝及摄政王的言行十分注意,常予贬斥。比如顺治九年五月朝鲜国王孝宗与臣言及清军时说:“予曾见虏人治兵之术:练整军务,惯习兵法,行阵肃然,弓镞劲利”,“胡骑则如烈风骤雨,仓促不可当矣”。吴晗:《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》,第3824页。以下简称《李朝实录史料》。但通观《朝鲜李朝实录》,没有任何关于太后下嫁的记述。
  简而言之,迄至今日,未发现一条叙述太后下嫁大典的材料,可见这一“大典”根本就没有举行。
  然而,虽无下嫁大典,并不能说明孝庄后与多尔衮全无瓜葛。这些野史传闻固然不能作为信证,可是,无风不起浪,何况他们谈到的多尔衮专权,太后害怕摄政王篡位,故予笼络,等等,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。多尔衮素怀称帝之心,摄政以后,尤其是入主中原尊称“皇叔父摄政王”“皇父摄政王”以后,独揽大权,势焰熏天,人皆知有摄政王,不知有幼君,如若太后对此视而不见,不予笼络,废帝之举难说必无,聪睿绝顶之孝庄后当然会设计以对。入关之前,女真――满洲旧习,允许弟妻其嫂,尤其是遇逢问罪或家庭败落之时,更有这种行为。太宗时,莽古尔泰贝勒死后,其妻被分给侄子豪格和岳托,德格类贝勒死后,其一妻被阿济格带走。因此,孝庄后有可能与多尔衮有暧昧关系。蒋良骐《东华录》卷六载述顺治八年二月世祖福临颁诏斥责多尔衮的罪状中,有一条是多尔衮“又亲到皇宫内院”,朝鲜《孝宗实录》记录此诏时,也有“又亲到皇宫内院”这一罪状,可是《清世祖实录》卷五十三载述此诏时,却删去了这一句话,显有为尊者讳之意。多尔衮为何要亲到皇宫内院,而且此事被列为其谋逆的罪状之一,并于《实录》中删掉,答案是不难得出的,那就是他很可能进宫与太后幽会。若他仅是与其他妃嫔幽会,实录就不必删去这一句话,就可以明确写道他是调戏妃嫔。
  如果认为此说合理,孝庄后与多尔衮之间可能有暧昧关系,那也只是太后为谋巩固帝基而采取的一种策略,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,而非所谓寡居不欢。说得更明显一些,孝庄后之举,是迫于无奈,此中苦辛,向谁诉说!身为号称至尊无上的天子福临,对此能不痛心疾首!但他有什么办法!他自己不也是危在旦夕吗!
  四、仰叔鼻息幼君危如累卵。
  顺治七年(1650)七月初十这一天,对年方十二岁半的幼君福临来说,是一个令他极为愤恨、极端惊骇、万分不安的大凶之日。当他正安坐宫中之时,突然族叔固山贝子锡翰、内大臣二等子冷僧机、内大臣席纳布库等摄政王多尔衮的亲信,匆匆进入殿内,不容细说,便拥着幼帝出宫,“驾幸”摄政王府,并让帝恭问皇父摄政王安康,慰其新亡元妃之哀痛。原来,此事系由“皇父”所引起的。
  这一日,锡翰等前往王府,摄政王大发怨言,说什么“顷予罹此莫大之忧,体复不快”,幼主“宜循家人礼”来府探望。王又指责锡翰等亲近大臣,皇上虽年幼,尔等岂不知应该如何做?因此,锡翰等立即进宫,带帝往王府慰问“皇父摄政王”。
  多尔衮可能觉得此举过为鲁莽,有损其谦谦成王、周公之形象,曾补充说,不让锡翰等奉君来府,今见帝已至府,便大发雷霆,斥责锡翰等人,命议政王大会议处锡翰,又以巴哈、鳌拜等目睹锡翰之罪,不即执鞫,命一并治罪。议政王大臣等拟议锡翰、冷僧机等论死籍没,鳌拜亦论死。多尔衮心知锡翰、冷僧机、席纳布库系己之亲信,此举是讨好于己,故仅轻议其罪,略降爵职,不久即予恢复,而对不附于己之鳌拜,则降其一等子为一等男。《清世祖实录》第49卷第14、15页。
  十二岁半的福临回宫之后,必然会静坐苦思,心乱如麻,无比愤怒,又胆战心惊。今日之事,欺人太甚。多尔衮权势再大,哪怕又有“皇父”之尊号,但毕竟还是皇帝之臣,按道理说,无权也不应该随意暗示,要帝去探问,而且要行“家人礼”,即要行父子之礼,要号称至尊无上之天子以子事父之礼慰问“皇父”。这未免太狂妄太僭越了。何况,多尔衮之借口又太缺乏根据,所谓“顷予罹此莫大之忧”,不过是指其元妃于去年十二月病故之事,可是,妻骨未寒,多尔衮即于次年正月纳肃亲王豪格之嫡福晋为妃,而且于八旗广选美女,向新附之喀尔喀索取有夫之妇,又迫令朝鲜国王送公主来京,于五月连仪式也来不及举行,就和公主同了房,这正是他姬妾成群日夜狂欢之时,哪能说什么“莫大之忧”!这不过是一个借口,借此来显显“皇父”之威风,来威慑幼君而已!这样完全仰于“皇父”鼻息的儿皇帝,有什么当头!
  不仅如此,福临必然会回想起七八年来的遭遇,一桩桩一件件令人发指、心酸、惊恐、胆寒之事,必会情不自禁地涌上心来。七年前,他的兄王豪格被废为庶人,后才复爵,而且正当他这位六龄幼君入主中原,再次举行登极大典,被尊为九州共主之时,皇十二叔英亲王阿济格竟敢称他为无知幼童,且犯下这样大不敬之罪,却未受重惩。《清世祖实录》第13卷第2页;《清史列传》第1卷,《阿济格传》。两年前,他的兄王豪格被削爵籍没,冤死狱中,嫡福晋被摄政王霸占。母后处境艰难,有苦无处诉说,母子分居,一月之中,只能相见一次。《清世祖实录》第143卷第17页。多尔衮被尊为“皇父摄政王”。叛臣锡翰、巩阿岱忘了先帝洪恩,背叛幼主,投靠睿王,为其爪牙,竟敢对幼帝肆意讥讽,讥帝懦怯不习骑射,毫无人臣之礼。《清世祖实录》第63卷第18页。尤其是随着多尔衮的称“皇父”,完全以朝廷自居,令群臣伺候府前,调兵信符及赏功册皆驻王府,天下只知有摄政王,哪知有帝。此时,多尔衮既收亲弟豫亲王多铎之子多尔博为己嗣子,又取亲兄英亲王阿济格之子劳亲为养子,兼之姬妾成群,若生一男,未见得就不会废帝自立。帝之处境怎能不险!有一次,福临被迫前往摄政王府,按规定,皇上出宫,警卫森严,扈从众多,应有前引大臣十员、后扈大臣二员、豹尾班侍卫二十员、御前侍卫、乾清门侍卫、一二三等侍卫数百员,以及亲军、护军、前锋、步军数千名,还有浩大的仪仗队,可是,这次“随驾内大臣及侍卫等,不及二十人”,连一个四五品官员之公子都不如,这些公子出门,随从也有二三十人。这不仅是大损威严,而且更重要的是太危险了,万一摄政王起了歹意,或于府中谋害幼主,或派爪牙伪扮响马途中行刺,岂不酿成大祸。据《清世祖实录》卷七十七记载,就是在这次临幸王府时,二等侍卫喀兰图得悉此事,“惧有叵测”,急忙归家携带弓矢追去,“密为防卫”。又有一次,睿王以避痘为名,带福临“远幸边外西喇塔喇地方,侍卫不及百人,又乏扈从之兵,时经长夏,势甚孤危”。《清世祖实录》第90卷第17页。不要说多尔衮于此时下手弑帝易如反掌,就是各部蒙古王公,若有图谋不轨者,这岂不也是天赐良机于彼!
  回想这七八年来发生的一幕幕令人胆战心寒的往事,看看今日多尔衮独掌大权,两黄旗大臣分化瓦解,多为睿王收买和威慑,寡母幼儿谁来保驾,十二岁多的福临真是危如累卵了。出路何在?绝境何时能完?弑君夺位大祸何日突然降临?福临对此是既不敢想又无法不想,他只有听天由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