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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年天子痴情君顺治帝

顺治帝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,两百多年来关于他的种种传说甚为流行。本书作者忠于史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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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2章 江洋鏖战海内归一(4)
发布时间:2019-08-16        浏览次数:4        返回列表
江宁若失,全省难保,浙江亦将落入郑军之手,清政府赖以立国的主要财赋支柱经济支柱便将断折,东南半壁江山改易旗帜,后果之严重,无论如何估计,都不过分。正是由于此战关系极为重要,生性急躁易于冲动的少年天子福临,竟不顾母后和王公大臣劝阻,下诏亲征。
  这一决定万分荒谬,且将带来极其严重的恶劣影响。江宁距京师远达二千四百余里,即使帝率八旗劲旅昼夜兼程,也得十余天,恐怕那时郑成功早已高踞总督公署安抚黎民了。战乃危事,胜负难卜,万一清军长途跋涉,劳累疲惫,陷入养精蓄锐的郑军伏中,皇上有个闪失,噩讯传开,清军难免大败。即或互有胜负,相持不下,部分降清汉将汉官本已惊恐犹豫,更有可能三心二意,暗约降期,伺机内应,直隶京师发生变乱,更将立即威胁到清朝统治。不管怎样说,在当时清朝统治尚未十分巩固的形势下,御驾亲征之诏,是极为欠妥,十分谬误,且非常冒险的决定,后果之严重,恐将大大超过江宁之失守。因此,上至太后,以及满洲王公和文武群臣,都反对这一决定,害怕这一决定,极力谏阻。
  当时的一位传教士把南京被围及帝欲亲征情形作了详细的叙述,很能反映事实真相,现摘录如下:
  “(郑成功)于1659年督率一盖满扬子江面之巨大舰队和一大批军队,沿江声势浩荡地直向南京侵来,沿江各城市俱已被他所占据,而于是年中竟把南京围困了起来。……当时在南京城内所驻扎之六千人马中,仅只有五百名满洲战士,而他们对于汉人军队,又是怀着猜疑态度的。一批派赴南京的援军,竟被郑成功之军队悉行歼灭。南京形势岌岌可危,陷落似已是早晚间事了。
  当这个噩耗传至北京,胆怯的人们已经为首都底安全惊惧了起来。皇帝完全失去了他镇静的态度,而颇欲作逃回满洲之思想。可是皇太后向他加以叱责,她说,他怎样可以把他的祖先们以他们的勇敢所得来的江山,竟这么卑怯地放弃了呢。他一听皇太后底这话,这时反而竟发起了狂暴的急怒了。他拔出他的宝剑,并且宣言为他决不变更的意志,要亲自去出征,或胜或死。为坚固他的这言词,他竟用剑把一座皇帝御座劈成碎块。照这样他要对待一切人们的,只要他们对于他这御驾亲征的计划说出一个不字来时。皇太后枉然地尝试着,用言词来平复皇帝底暴躁。她扯身退去,而另遣派皇帝以前的奶母,到皇帝前劝诫皇帝,因为奶母是被满人敬之如自己生身母亲一般的。这位勇敢的奶母很和蔼地向他进劝,可是这更增加了他的怒气,他恐吓着也要把她劈成碎块的,因此她就吃了一惊地跑开了。各城门旁已经贴出了官方的布告,晓谕人民,皇上要亲自出征。登时令城内便起了极大的激动与恐慌,不仅仅在老百姓方面,因为他们不得不随同出征,就是在体面的人们,也是一样的在激动恐慌。因为皇上在疆场上一旦遇到不幸,这可是因他的性格的暴烈,极有可能的,那么满人底统治,就又要受危险了。……各亲王和各贵显,各部臣和许多朝中的官吏,列为一长队到汤若望底住馆舍,迫切地请求他援助(汤若望冒险劝谏皇帝免掉亲征,‘不要使国家到了破坏地步’,皇帝同意而下诏停止亲征)。”魏特:《汤若望传》,第289―291页。
  皇上亲征作罢,清王朝避免了一次大的灾难。顺治帝镇静下来以后,便和议政王大臣们紧急商议对策。
  四、转危为安清军大获全胜。
  还在江宁被围之讯传来以前,清廷已得悉郑军进攻瓜州、镇江,立即决定遣将派兵,前往江南增援。顺治十六年七月初八,世祖福临谕命内大臣达素为安南将军,同固山额真索洪、护军统领赖塔等,统领八旗官兵,征剿郑成功,并赐其敕说:“海逆郑成功窃犯瓜州等处,兹命尔达素为安南将军,同固山额真索洪、护军统领赖塔等,统领大兵,前往征剿,与江南昂邦章京、总督、提督、巡抚等,协心戮力,多设方略,相机剿除,凡事与众护军统领等会议而行。……”②③《清世祖实录》第127卷第3、4页;第6页;第8页。
  过了七八天,七月十五日,可能郑成功抵达江宁城下的消息已传至北京,帝命江西提督杨捷充随征江南左路总兵官,宁夏总兵刘芳名充随征江南右路总兵官。②江西提督辖中左右前后五营,兵五千名,宁夏提督辖中左右前后五营,兵四千名。杨捷、刘芳名奉命调任随征江南总兵官,自必带领本部大部分兵士前往征战,这两员将领统领之兵当有五六千名。过了两天,七月十七日,帝又命精奇尼哈番董学礼为左都督,充随征浙江总兵官。又过了五天,七月二十二日,帝特派户部尚书车克往江南催集各省钱粮,制造战船,并赐予敕书说:进剿海寇,制造战船,需用钱粮浩繁,必应用不匮,始可刻期告成。今特遣尔前往江南,凡各省额赋,除兵饷外,酌量堪动项款,移会各该督抚,作速催取起解,尔察明验收,转发督造船只官员,用济急需。③。
  但是奇怪的是,帝既下谕停止亲征,又未遣派宗室王公或其他满洲勋贵担任大将军,统领京师禁旅,前往江南,会同安南将军达素征剿郑成功,原因何在?看来很可能帝与议政王大臣们认为,江宁必然失守,东南形势未卜,在军情尚未明朗化以前,不宜再派重兵陷入胜负难定之地,而在静观待变。
  正当清廷帝王大臣忧心如焚坐卧不安之时,八月初一突然传来了出人意料的特大喜讯:郑军大败,江宁解围。江南总督郎廷佐报捷之疏于八月初一送到皇上面前。郎廷佐奏称:“海寇自陷镇江,势益猖獗,于六月二十六日逼犯江宁,城大兵单,难于守御。”幸贵州凯旋梅勒章京噶褚哈、马尔赛等,统满兵从荆州乘船回京,闻敌攻江宁,星夜疾抵江宁。臣同驻防昂邦章京喀喀木、梅勒章京噶褚哈等密商,“乘贼船尚未齐集”,当先击其先到之船。喀喀木、噶褚哈等发满兵乘船八十艘,于六月三十日两路出剿,“击败贼众,斩级颇多,获船二十艘印二颗”。“至七月十二日,逆渠郑成功亲拥战舰数千,贼众十余万登陆,攻犯江宁,城外连下八十三营,络绎不绝,安设大炮地雷,密布云梯,复造木栅,思欲久困。又于上江下江及江北等处,分布贼艘,阻截要路”。臣与喀喀木等昼夜固守,以待援兵协剿。至七月十五日,苏松水师总兵官梁化凤亲统马步官兵三千余名至江宁,抚臣蒋国柱调发苏松提督标下游击徐登第领马步兵三百名,金山营参将张国俊领马步兵一千名,水师右营守备王大成领马步兵一百五十名,驻防杭州协领牙他里等领官兵五百名,俱抵江宁。臣等公议,敌今分兵逼城,立三营于仪凤、阜二门外,当先击之,遂于七月二十三日,“派满兵堵贼诸营,防其应援,遂发总督提督两标绿旗官兵并梁化凤标营官兵,从仪凤、阜二门出剿。贼踞木栅并力迎敌。我军各将领奋不顾身,冒险先登,鏖战良久,阵斩伪总统余新,并斩伪总兵二员,击死贼众无数,至晚收军。臣等又公议,满洲绿旗官兵悉出击贼,恐城内空虚,留臣守城,其喀喀木、噶褚哈、马尔赛、梁化凤等由陆路进,汉兵提督管效忠、协领扎尔布巴图鲁、费雅住巴图鲁、臣标副将冯武卿等由水路进,各统官兵,次日五鼓齐出。贼已离营,屯扎高山,摆设挨牌火炮,列阵迎敌,我兵自下仰攻,鏖战多时,贼始大败,生擒伪提督甘辉并伪总兵等官,阵斩贼众,不计其数,烧毁贼艘五百余只,余孽顺流败遁。喀喀木、噶褚哈等复领水陆两路官兵,疾追至镇江、瓜州,诸贼闻风乘舟而遁,大军于二十八日回江宁。”《清世祖实录》第127卷第11―13页。
  这份奏疏虽不无抬高清军贬低郑军的色彩,但大体上还是表述清楚了清军大胜郑军惨败的战局。结合其他资料来看,郑军之败,有其主观因素,也有客观因素,但根本因素是郑成功的决策失误和指挥不当。
  郑成功早在六月十六日即已攻克瓜州,二十三日又大败清军夺取了镇江。镇江在江宁之东,距江宁只有一百二三十里,水陆皆可通行,不过一日途程,郑成功若乘胜前进,二十四日至迟二十五日大军可抵达江宁城下,二十六日能全面围攻。此时,清军刚在瓜州、镇江两次惨败,民心不稳,士气低落,汉官三心二意,满兵数量太少,郑军若发起猛攻,区区城中六千人马怎能抵挡十余万郑军?
  然而,南明延平郡王、招讨大将军郑成功却计不出此,反而因胜而骄,示威扬名,轻信敌言,行动迟缓。六月二十三日取镇江,二十四日不动,二十五日他以“瓜镇都会之处”,而大阅士卒,“排列行武壮观”,调遣各军分道行走和扎营,显示雄威,“时观者传闻,谓之天兵”。二十六、二十七日除小股部队进到江宁城下外,没有大的行动。二十八日他才召集诸将“议取南都”,询问是以舟行还是陆上前进。中提督甘辉建议说:“兵贵神速,乘此大胜,狡虏亡魂丧胆,无暇预备,由陆长驱,昼夜信道,兼程而进,逼取南都。倘敢迎战,破竹之势,一鼓而收,不则围攻其城,以绝援兵,先破其郡,则孤城不攻自下。若由水而进,则此时风信不顺,时日犹迟,彼必号集援虏,撄城固守,相对□战,我亦多一番功夫矣。”郑成功初亦信从其言,然诸将以为,“我师远来,不习水土,兵多负病,(当)此炎暑酷热,难责兼程之行也”,遂不由陆进,而改为舟行。②③杨英:《先王实录》,第204、205页;第205页;第203―211页。
  此议本已欠妥,而成功又忙于喜听各县归附佳音,并未出发,直到七月初四“才督师进取南都”,初七驾至江宁城外之观音门,召集诸将商议任用水师统领之事。他说:“大师现在进攻都城,其陆师攻取杀敌,□□(已有)成算,惟水师一项,最为吃要,必得一员独任,控制各处水标虏船,使我陆师得无却顾”,最后议定由左冲镇黄安担任此职。②初九,传令官兵船只进泊仪凤门下,初十令兵士由仪凤门登岸,下营于狮子山一带,一直到十五日,未曾攻城。
  为什么郑成功行动如此迟缓又迟迟不攻?原因很简单,他因胜而骄,轻信中计。清江南总督郎廷佐见郑军势大,守兵太少太弱,难以抵挡,遂派人诈降,“佯使人通款,以缓其攻”。“成功信之,按兵仪凤门外”,“狃屡胜”,“谒明太祖陵,会将吏置酒”。大帅、将领如此,士卒当然仿效,营伍不整,“樵苏四出,军士浮后湖而嬉”。③。
  郎廷佐与江宁驻防昂邦喀喀木趁郑成功中计松懈之时,急搬援兵,适逢远征云贵凯旋的梅勒章京噶褚哈、马尔赛等统满兵自荆州乘船回京,闻报立即于六月二十七八日“星夜疾抵江宁”,苏松总兵梁化凤亲领官兵四千,以及徐登弟、张国俊、王大成分领的绿营兵一千四百五十名,杭州驻防协领牙他里所领八旗兵五百名,俱已奉调应邀赶至江宁,顿使江宁城中守军增加了一倍多。如果不是郑成功行动迟缓,松懈怠弛,迟迟不攻,这近万名清兵怎能赶到,怎能进入江宁城中?恐怕早在他们来到之前,郑军早已攻克兵少力弱的江宁城了。
  郑成功的错误还在于临战时指挥不当,任人欠妥,不纳忠谏。他不该拒绝众将之请战,迟迟不发动总攻。七月十六日,清军小股部队由仪凤门冲出,攻打前锋镇营,断拆塘兄往来文书,小战后退回,实系侦探虚实,兼有诱敌之意。十七日,各提督统领晋见郡王,“急请攻城”,甘辉呈请说:“大师久屯城下,师老无功,恐援虏日至,多费一番功夫,请速攻拔,别图进取。”郑成功拒绝其请说:“自古攻城掠邑,杀伤必多。所以未即攻者,欲待援虏齐集,必卜一战,邀而杀之,管效忠必知我手段,不降亦走矣。况属邑节次归附,孤城绝援,不降何待?且铳炮未便,又松江马提督合约未至,以故缓攻,诸将请磨砺以待,各备攻具,俟一二日令到即行。”众将只好返回各营。杨英:《先王实录》,第210页。可是,所谓“俟一二日”,竟久无下文,错过了战机,致遭清军突击。
  他不该委任前锋镇余新肩负进攻及堵御仪凤门的重任,十二日布防时,曾令前锋镇、中冲镇扎狮子山,堵御仪凤门,以左提督为应援,他恐兵力不足,于十八日令左提督翁天将其部士卒于当天晚上移驻前锋镇营地,帮前锋镇防守,并令余新协助。余新轻敌贪功,“欲建全功”,坚决不让他将帮守,定要独攻,立下军令状说:“仪凤门只有一大街路,左边城下系大河深沟,无地可容兵马来侵,右边是长流大江,上流则有左冲水师截守,惟两旁街厝已拆玲珑,可伏兵马,其路头塞断,设三重大炮,堵住营内,严密如铁桶,虽飞鸟难过,狡虏何能,敢来侵犯。况前日已被杀败,略知手段,必不敢再来。”“如有疏虞,愿依军令”。成功竟信其言,撤回左提督之兵,致为清军所乘。
  郑成功的另一错误是没有规定好联络信号。他在仪凤门外,依山为营,连亘数里,江上又分布水兵船只,各命候令而行,“无令不许轻战”,这本无错,但他却忽视了号令传送准确的保证条件,没有制定出迅速、及时、准确传送号令的章程,致一遇突然事变,主帅与各营联络中断,分别陷入孤立作战困境,致被敌军各个击破。
  郑军失败的客观原因是,清军拼死厮杀,勇猛过人。尽管赶来了近万援兵,但江宁守军仍然少于郑军,且多系绿旗兵,八旗军仅占全军总数十之一二。郑成功及多数将领都因瓜镇大胜而轻视敌军,认为清军不堪一击,不料这次清军主帅及大将郎廷佐、梁化凤、喀喀木、噶褚哈、马尔赛等,却御敌有方,指挥得当,决心死战,三军士卒亦转怯为勇,拼死进攻,火器也超过郑军,为保卫大清王朝立下了功勋。
  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,导致了郑军的惨败,大将甘辉、万礼、林胜、陈魁、余新、张英、蓝衍等阵亡,将士死伤不计其数,郑成功只好自责己过说:“是我欺敌之过,轻信余新所致也。”忍痛率部撤退,弃瓜州、镇江出海,九月初回到厦门,太平、宁国等府州县又全部归属清朝管辖。杨英:《先王实录》,第216页。
  顺治帝福临于十六年八月初一获悉江宁大胜,万分高兴,降旨批示说:“据奏满汉官兵奋勇,水陆并进,擒剿逆寇甚多,克奏大捷,深可嘉悦,著该部从优议叙具奏。”③《清世祖实录》第127卷第13页;第10、17页。
  过了四天,八月初五,他命固山额真刘之源为镇海大将军,同梅勒章京张元勋、周继新领协领、参领各八员,防御八十员,佐领、骁骑校各四十员及八旗汉军骁骑四千名、炮骁骑四十名,前往京口镇江驻防,赐予敕书说:
  “兹以京口重地,特命尔刘之源挂镇海大将军印,同梅勒章京张元勋、周继新等镇守驻防镇江京口,务在整饬兵马,申严纪律,如遇海寇侵犯,即督率兵将力剿严防,毋容片帆入江,一贼登陆。江宁苏松常镇等处沿海沿江地方有警,该督抚请兵,尔等酌量援剿,凡事会同该督抚及江宁满汉提督商酌计议而行,不得轻躁疏虞。所用粮草,该督抚布政司按期支给,仍严束兵将,不许横行抢掠民物,及借打草放马为兵,扰害农业,务令兵民相安,不为地方所苦。凡民间一应事情,系有司职掌,及江上往来官民船艘,听江防等官盘诘放行,俱不许干预,务体朕靖寇安民之意。……”③。
  接着申严军纪,议处瓜州、镇江失守官将,江宁巡抚蒋国柱革职,发与本王下为奴,提督管效忠革提督职及世职,鞭一百,发包衣下辛者库为奴,二人俱籍没家产。操江巡抚朱衣助革职,交与该王为奴,其家属听该都统、副都统发落。苏松提督马逢知处死。协领费雅住巴图鲁、扎尔布巴图鲁俱革世职,立绞,籍没。牛录章京当都、巴龙、布达什俱革职,立绞,籍没。牛录章京喀福纳、查都、拖辉、布颜、希佛讷俱革职,鞭一百,籍没为奴。《清世祖实录》第133卷第17页,第137卷第16页,第139卷第6页。
  以苏松总兵梁化凤立下大功,擢苏松提督,加太子太保、左都督,初授轻车都尉世职,后晋三等男,赐金甲、貂裘。《清史列传》第5卷,《梁化凤传》。
  顺治十七年五月,帝诏安南将军达素、福建总督李率泰率军分出漳州、同安,合攻厦门,双方鏖战多时,郑军之将领闽安侯周瑞、陈尧策等阵亡,郑成功见势不妙,“手自搴旗督阵”,率领将士拼死厮杀,时“风驱涛涌”,清军“不习海战,晕眩不能军”,遂大败,达素、李率泰乃匆匆撤退。魏源:《圣武记》第8卷;阮?锡:《海上见闻录》。
  郑成功虽然得胜,但亦知清兵势强,防御严密,不易进取,乃谋规取台湾,于顺治十八年四月统军渡海猛攻台湾,大败荷兰兵,夺据台湾岛大部分地区,至十二月,荷兰守军投降后返回其国,全岛悉为郑有。郑成功积极经营台湾,以为后计,大陆只保留厦门、金门。张煌言部亦成孤军,势日促。清廷则命靖南王耿继茂移镇福建,行坚壁清野之策,下令迁沿海三十里内之居民入内地,严格海禁,“不许商舟渔舟一船下海”。康熙元年(1662),郑成功卒,不久,张煌言亦为清军擒获。“海警”自是大减了。
  顺治帝福临对郑成功之由剿改抚继而又转为征剿,前后历时十年,终于达到了巩固闽粤两浙海防的目的,到顺治十七年底,大陆的绝大部分州县皆隶于清帝辖束之下,全国统一,为不久的“康乾盛世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